双桂坊是常州“高考”吉地。北宋乾德5年（967年），因为宋维、宋绛兄弚同登进士，常州知州把他们居住的这条街改名来贤坊。景祐元年（1034年），居住于此的丁宝臣、丁宗臣兄弟又同中进士，来贤坊更名为双桂坊。明万历23年（1595年），孙慎行殿试考中探花。清乾隆52年（1787年），孙慎行七世孙孙星衍考中榜眼。他们是本文的主角。孙慎行（1565年-1636年），明朝燕山忠愍侯之后，在这一支孙氏当中，还有明代前期非常著名的画家孙隆。孙慎行的外祖父常州人熟悉，叫唐荆川。孙慎行官至礼部尚书，因为红丸案的原因，只一年便辞官。红丸案是一起宫廷案件，概括而言就是刚刚即位的皇帝朱常洛服下红丸后离奇去世。案件牵连了包括孙慎行在内的很多人，孙慎行差一点被流放宁夏，因为魏忠贤失势才得以幸免。说到魏忠贤，诸位大概就知道，孙慎行是东林党人。红丸案和东林党至今都有争议，本文就不展开说了。崇祯八年（1635），孙慎行荐召入阁，没上任就去世了，被追赠太子太保、谥“文介”，也算极尽哀荣。孙慎行是官员、学者、书法家，早年的学术思想受唐荆川影响，著有《中庸慎独义》、《史左编》、《困思抄》、《玄晏斋集》等。他的生平被明末思想家黄宗羲记载在《明儒学案》当中，黄宗羲说：东林之学，泾阳（顾宪成）导其源，景逸（高攀龙）始入细，至先生（孙慎行）而集其成矣。在青果巷贞和堂有孙慎行行书碑《保合堂记》存世。

孙星衍（1753年-1818年），做过官，讲过学，被袁枚誉为天下奇才。之所以强调他被袁枚夸奖了，主要还是因为袁枚名气更大些。孙星衍在目录学家、校勘学和考据方面钻研得深，晚年主讲南京钟山书院、绍兴藤山书院。不过，孙星衍更像一个玩家，玩收藏玩图书的玩家。他曾在北京琉璃厂居住过，给古董商、书商们留下深刻印象，都说他丝毫没官架子。在买书买帖和鉴赏钟鼎碑碣石刻时，虽然他鉴赏力很高，眼力好，却仍然善于听取意见，不以学者姿态武断评说。遇到古书画，总要查明原委，金石文字，没有不考证清楚的。有的人搞收藏是为聚敛财富，他并不是这样，他是真正的收藏家。孙星衍在祠堂建了一座藏书楼，叫平津馆。在《孙氏祠堂书目序》中他这样说道：家大人少孤贫，好聚书，易衣物购之，积数柜。可见平津馆最终能成为藏书楼，是几十年的积累。他当官之后，书渐渐收集得多起来。有时候，他也会靠抄录或朋友代购来扩大自己的藏书规模。总之，他的钱基本花在买书和搞收藏上面。他去世前，拥有藏书三千余种（不是三千余册），其中很多是善本。他为自己的藏书编写了三部书目——《孙氏祠堂书目》、《平津馆鉴藏书籍记》和《廉石居藏书记》，这三部目录足以奠定孙星衍在清代目录版本学领域的地位。过去人家藏书，都有点传家的性质，而且传男不传女，一般做媳妇的连藏书楼都进不去。但孙星衍把自己的藏书用作教课时宗族子弟的教材，使它们不致沉睡祠堂，这种藏而致用的思想在当时是很难得的。孙星衍的妻子王采薇（1753年—1776年）是一位女诗人，孙星衍自认为写诗不及她。王采薇十九岁出嫁，三年后生下女儿阿灵，得病卒，究竟是阿灵还是王采薇得病卒，我不知道。孙星衍为亡妻建了长俪阁，将她的像置于其中祭祀，写过一些怀念的文章。妻子去世时孙星衍不足30岁，直到40岁时，祖母劝逼之下，他才纳侧室并晚年得子。孙星衍去世时，长子年仅7岁。不久后，家中藏书开始散佚。二十多年后，经历太平天国战乱，孙氏藏书散亡殆尽，昔日名扬一时的孙氏祠堂终为废墟。在常州，孙星衍与杨芳灿、洪亮吉、黄景仁齐名。常州曾有地名孙府弄，就是得名于孙家府第。

孙慎行和孙星衍故居今天还在双桂坊，双桂坊59号。故居为孙慎行于明末任职礼部时所建，现存明式船厅（原为穿堂）一楹，内有雕花月梁，明代木隔窗等。西首有开井，开井北建有清式花厅，面阔5间（清代改建），前有走廊、后为翻轩、花圃，植有紫藤等，为硬山式砖木结构。故居正厅为现存主体建筑，位于建筑群的西北侧。主厅建筑于清后期毁后重建，房地产由孙氏子孙世代继承并居住。故居的一部分房屋被后裔卖掉，余下的最后由孙养渊继承。20世纪80年代兴建广南大厦时，两孙故居长条形备弄被拆除，保留故居部分房屋、天井等故居北侧有小天井，布置假山、小桥、古井、石笋等各色小品。南侧天井较大，进深5.4米，与正厅同宽，天井东侧有南北向走廊，可通往副房东门。中间为长窗门，上部有套方样式棂花；次间上部为花窗，回字形框架，内圈无纹饰，内圈与外圈之间布冰裂纹。故居副房为船厅结构，原遗存雕花月梁及明代木隔窗，乃明代所建原屋。古井位于正厅后天井偏东处。如今，故居成为办公场所，‌在这里办公的单位包括常州市佛教协会、常州市道教协会、常州市伊斯兰教协会、常州市天主教爱国会、常州市基督教三自爱国会、常州市基督教协会和常州市民族团结促进会。